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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新派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逝世 享年94歲

            作者:不詳  時間:2018/10/30 20:03:53  來源:網絡轉載  人氣:

              鳳凰網文化訊 2018年10月,新派武俠小說一代宗師金庸逝世,享年94歲。
              金庸本名查良鏞,1924年3月10日生于浙江海寧,1948年移居香港, 金庸是新派武俠小說最杰出的代表作家,香港著名的政論家、企業家、報人,與黃霑、蔡瀾、倪匡并稱“香港四大才子”。
              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,金庸共寫武俠小說15部,取其中14部作品名稱的字首,可概括為“飛雪連天射白鹿,笑書神俠倚碧鴛”,外加一部《越女劍》。“凡是有華人的地方,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俠小說。”金庸繼承了古典武俠技擊小說的寫作傳統,又在現代的閱讀氛圍中對這一傳統進行了空前的技法與思想革命,開創了“新派武俠”的風格。六十年來,其作品在風靡了全球華人世界的同時,也使中國特有的武俠小說創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。
              出身海寧查家,與穆旦、徐志摩和瓊瑤都有親緣關系
              金庸是海寧査家的第二十二代孫。海寧查家的家族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,是真正的“以文為業,書香傳家”。查家的發展可以分為3個階段:興盛期在明清,共出了22個進士,康熙年間創造了“一門十進士,叔侄五翰林”的科舉神話;雍正年間,海寧查氏傳到第十一代和第十二代,因文字獄案,不準參加科舉,家族進入靜默期;到第十四代以后,重開科舉,他們又中了進士,進入近代的復興期。由此觀之,金庸的橫空出世并非偶然,而是家學淵源使然。
              在近現代文壇,和金庸的名字聯結在一起的,還有兩個大名鼎鼎的人物:明朝中期,海寧査氏第三代中有一支遷往北京、天津一帶,著名詩人穆旦(查良錚)正是“北査”的后代。他中學時開始寫詩,翻譯了普希金、雪萊、拜倫等文學巨匠的作品,被許多現代文學專家推為“現代詩歌第一人”。因為南北兩地,查良錚和查良鏞素昧平生,但兩人的生命中有著驚人的巧合。查良錚是把姓“査”拆開成“木”、“旦”,然后用“穆旦”做了筆名;而查良鏞則是將名“鏞”拆成“金”和“庸”,用“金庸”做了筆名。金庸還有一位近親徐志摩。海寧徐家也是望族,和査家結為姻親,金庸母親徐祿是徐志摩的堂姑媽,金庸喚徐志摩表哥。只不過坊間傳聞金庸對表哥的為人頗有意見,從其筆下諸多負心薄幸的“表哥”形象便是明證。此外,其姑父為民國時期著名軍事理論家蔣百里、表姐為錢學森的夫人蔣英,臺灣知名女作家瓊瑤則是他的表外甥女,著名的古建筑“糾偏大師”曹時中是金庸的妹夫,已過世的北京德云社演員張文良本名叫查良燮,是金庸的親叔伯兄弟。 真可謂一門煊赫,人才輩出。
              自小博覽群書,八歲對武俠著迷
              查良鏞出生的時候,查家還擁有3600多畝田地,租種查家田地的農民有上百戶之多。所以,他的父親查樞卿實乃“當仁不讓”的大地主。因為家學淵博,海寧查家藏書十分豐富,“查氏藏書”在浙西一帶很有名聲。查家珍藏著900卷之多的《海寧查氏詩鈔》雕版,是查文清生前編寫的。這些雕版置滿兩間房子,查良鏞和兄弟們把這些雕版當玩具,還時常鉆到這些雕版之中捉迷藏。日子長了,對雕版上的詩詞,查良鏞也能耳熟能詳,隨意就能讀出幾句來。可以說,查良鏞是在書堆中長大的。
              他曾經回憶說:“家中藏書很多,我幼時雖看不懂,但找書卻方便;而且不單有古書,也有新書,因為我的伯父、父親、兄長都是大學畢業生。我自小與書為伍,培養出喜歡讀書的基本性格,加上長輩的文化修養好,家里房產亦豐,生活不愁,家人間的活動也很文雅,閑來多是下棋、看書……”盡管那時查良鏞年紀幼小,但所涉讀的書籍已相當廣泛。
              在現代知識方面,查良鏞稱小學時代“得益最多,記憶很深”的,是父親、兄長購置的鄒韜奮所著《萍蹤寄語》、《萍蹤憶語》等世界各地旅行記,以及鄒韜奮主編的《生活周報》。
              八歲那年,查良鏞無意中看到武俠小說《荒江女俠》,“琴劍二俠”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。這是查良鏞看到的第一部武俠小說。之后,查良鏞到處搜羅武俠小說,一睹為快。其后,他在當時相當流行的、上海出版的消閑性讀物《紅玫瑰》中讀到平江不肖生的《江湖奇俠傳》,另外,平江不肖生在《順探世界》雜志上連載的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《近代俠義英雄傳》,更使查良鏞看得入迷。以后幾年,查良鏞看過武俠小說有好幾十本,其中描寫梁山好漢反抗官府的《水滸傳》,寫包青天安良除暴、一身正氣的《三俠五義》及其續篇《小五義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等等,看得查良鏞如癡如醉。
              叛逆少年,先后兩次被中學、大學開除
              1936年,金庸小學畢業,入嘉興中學。1937年,抗日戰爭爆發,日軍不時空襲嘉興,11月打到城池下,師生徒步遷徙至浙江聯合中學。憑天賦努力,他不僅數理化成績優異,英語國文更出色,入高中后利用圖書館,他讀了更多的課外書。初中三年級時,年僅15歲的金庸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書,書名叫作《給投考初中者》,指導打算升初中的學生如何考試得高分。
              1940年,查良鏞模仿英國作家卡羅爾的童話小說《愛麗絲漫游奇境記》作《阿麗絲漫游記》一文,刊于壁報之上,影射權勢在校長之上的訓育主任沈乃昌是眼鏡蛇,因此被開除。金庸回憶說:“學校開除,不但失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,連吃飯、住宿的生活也發生問題……那是生死系于一線的大難”。
              7月,在校長張印通和同學好友余兆文幫助下,金庸得以轉入衢州中學。這里生活很艱苦,常有敵機來襲,好在國文老師不錯,圖書館不錯,金庸的精神生活比較富足。1941年底,衢州中學鬧學潮,反對訓育主任,金庸積極參與,再次差點被開除。
              1942年5月,金庸高中畢業,第二年去重慶,考上了國民黨“黨立的最高學府”中央政治學校的外交系不收費,希望將來在外交方面為國效力。然而當時校內國民黨學生“特務”橫行霸道,學校縱容包庇,不加理會。金庸打抱不平,向學校投訴這些學生,進而對校方加以指責,又一次被勒令退學。
              1947年在時任上海市法院院長、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(后并入華東政法大學)兼職教授的堂兄查良鑒的幫助下,他以中央政治學校外交系的學歷,插班進入東吳大學法學院攻讀國際法專業,于1948年畢業。
              因《大公報》遷居香港:以筆名金庸連載《書劍恩仇錄》
              抗戰后,查良鏞始到杭州的《東南日報》當記者,4個月后,趕上上海《大公報》招聘國際新聞翻譯,被錄用。1948年3月5日,《大公報》香港版復刊,急需一名翻譯,24歲的查良鏞被暫派前往香港館工作。在《大公報》香港館任職期間,查良鏞先后做過記者、翻譯和編輯。
              1950年,當查良鏞的父親查樞卿在內地被作為“反動地主”批斗時,他在香江也過著窮記者的日子。他向《大公報》辭職,滿懷著做外交官的希望,只身北上來到北京。然而,在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和人事的刁難下,對進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再樂觀,于是返回香港,回到《大公報》做國際電訊翻譯和編輯。
              1950年6月25日,朝鮮戰爭爆發,香港《大公報》《文匯報》這些左派報紙“一般不用外國通訊社的稿件,特別是關于朝鮮戰爭的消息,更是拒用外電”。可是新華社的消息來得比較慢,為了及時報道戰況,當時新華社香港分社考慮辦一張“灰色”的晚報。10月5日,《大公報》分出部分人力創辦《新晚報》。
              1952年,查良鏞轉入《新晚報》做副刊編輯。這是他踏入報界后第一次大量寫作副刊文章,為此起了“林歡”“姚馥蘭”等筆名。他說,“姚馥蘭”就是英文YourFriend(你的朋友)的諧音,因當時副刊男性色彩偏重,他想以一個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來寫影評,沖淡一下。查良鏞說自己本來是電影的門外漢,只是由于工作中要處理關于電影、戲劇的稿件,有時還要自己動筆寫,故除了閱讀理論書,他幾乎每天都流連于電影院。電影看多了,影評寫多了,他甚至動手寫起了電影劇本。1953年,他將郭沫若的歷史劇《虎符》改編成電影劇本《絕代佳人》。那段時間,他還為電影歌曲填詞, 為長城電影制片廠寫劇本,《蘭花花》、《王老虎搶親》等編劇即為金庸(林歡),其中《王老虎搶親》還使他過了一回導演癮(與胡小峰合導)。
              1953年,兩位著名拳師──太極拳掌門吳公儀與白鶴拳師父陳克夫大師打擂比武,由于香港法律禁止武師之間決斗,遂移師澳門舉行。想不到香港竟有數萬人乘船過海,日夜觀戰,盛況空前。香港各報都予以大版報道,風行一時。《新晚報》由此獲得啟發,便在副刊上試辟武俠小說連載專欄,約請能編能寫的副刊編輯陳文統、查良鏞出陣,陳文統以筆名梁羽生寫第一部武俠小說《龍虎斗京華》,查良鏞以筆名金庸寫第一部武俠小說《書劍恩仇錄》,結果一炮打響,《新晚報》一時間洛陽紙貴,銷路倍增,梁羽生、金庸亦因此聲名大噪。《新晚報》之外,他又開始在《商報》連載《碧血劍》,之后是《射雕英雄傳》。
              1957年夏天起,內地形勢驟變,反右運動呼嘯而來,千千萬萬知識分子落入“陽謀”陷阱,并波及香港,《大公報》的言論尺度也跟著內地局勢的變化而變化,思想控制明顯比過去加強。香港《大公報》已不是當年獨立的民間報,而是一張不折不扣的左派報紙,政治色彩越來越濃,生性自由、喜歡獨來獨往的他感到格格不入,工作熱情漸漸消失。
              1957年冬天,他辭職離開《大公報》,“我離開左派報紙,是因為那里不能發表反對當時‘大躍進’錯誤路線的意見,這實在太違反我作為新聞工作者的本意”。他多次自稱個人主義者:“所謂個人主義,是相對于集權主義或國家主義而言。在某些政治制度中,當權者假借國家的名義,宣稱為了國家或公眾的利益,肆行侵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,他們認為國家高于一切,個人必須為國家而犧牲。所謂國家高于一切,就是政府高于一切,也就是掌握政權之人高于一切,生殺予奪,為所欲為。個人主義者某種意義上,其實便等于是人權主義,也就是民權主義。”
              創辦《明報》:從小市民報章到知識分子報刊
              金庸的武俠小說震動了文壇,具有出色的生意頭腦的金庸見有機可乘,就于1959年借“大俠武夫”和“威名”創立了自己的報紙,是謂《明報》。早期的《明報》以小說及趣味資料為主,每日出版一張。35歲的金庸希望《明報》成為一份“走偏鋒”的小報,利用小市民感興趣的話題, 再配上他的武俠小說吸引讀者,發家制富。
              但《明報》創刊初期,虧空嚴重,這一情況隨著《神雕俠侶》在《明報》創刊號連載開始扭轉;1961年,《倚天屠龍記》、《鴛鴦刀》、《白馬嘯西風》開始在《明報》連載,1963年,《天龍八部》開始在《明報》連載;1972年完成《鹿鼎記》宣布封筆,金庸在退出俠壇仍稱霸武林。
              1960年代中國大陸的政治變局為金庸的出人頭地提供了機會,金庸拯救《明報》也靠的就是這個時候的社論。1962年,受“大躍進”影響,內地有大批人員偷渡香港,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。由于事件敏感,《大公報》、《文匯報》等報都不予報道,《明報》卻“莽莽撞撞”,大聲疾呼,從是年5月12日起,幾乎每天都作頭版全版報道。“難民潮”事件之后, 《明報》一改報格,從一份側重武俠小說、煽情新聞和馬經的“小市民報章”,提升到一份為讀書人、知識分子接受的報章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也為《明報》樹立了“言論獨立”的形象。當時《明報》開辟“北望神州”版,每天刊登有關大陸的消息,滿足了香港人對大陸一無所知的需求。正是在“文革”中,《明報》成為報道中國消息的權威。也從此開始,金庸成為自由知識分子的英雄偶像。基于延續中國傳統文化的考慮,金庸1966年創辦《明報月刊》,自任月刊總編。后胡菊人出任總編,將《明報月刊》經營成一份綜合性的高水準讀物,形成了一個全球高級學術刊物。 1968年,又創辦《明報周刊》,經數年發展,也成為娛樂周刊中的佼佼者。
              從1970年代開始,金庸成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。金庸的名言是:“人不為己,天誅地滅”“、少做工夫,多嘆世界”,被人認為是“亦正亦邪”的文人。金庸有自己的理想,更有縱橫捭闔的謀略,在香港是“馬基亞維里型的知識分子”。金庸的“政治現實主義”使得他在臺灣、大陸、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勢力的博奕中得到大家認可。
              盡管《明報》與查良鏞在有關中國問題上常被人譏笑為“機會主義者”和左搖右擺的“墻頭草”。但到1980年代《明報》已經被視為一份擁有獨立報格的知識分子報刊,贏得很高清譽。1981年,英女皇授予他OBE勛銜。撒切爾夫人首度訪華,金庸單獨會晤撒切爾夫人。他還出任過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改制小組召集人,曾三次北上,會見過鄧小平、胡耀邦和江澤民等許多中國最高層領導人。
              1988年《明報》日銷量已是11萬份,1989年躍升到18萬份。今天,香港報界的一些老大如《蘋果日報》社長董橋、《信報》社長林行止、《東方日報》主筆陶杰等,都曾在《明報》干過。不少名專欄作家,如張小嫻、亦舒等都是從《明報》出的名。 除了《明報》、《明報月刊》、《明報周刊》外,明報機構尚有一份《明報晚報》。金庸還成立了明報出版社與明窗出版社。
              強烈的愛國心、永遠相信自己是對的、政治上的實用主義、個人英雄式的競爭心理,金庸創造了文人辦報不但不倒,而且極度成功的歷史先河。這在中國新聞史上是一個偉大的奇跡,前無古人,后啟來者。也正因為這個奇跡,人們懷念金庸主政時期的《明報》。
              婚姻愛情:三次婚姻一次暗戀
              “問世間,情是何物,直教生死相許”,金庸在武俠小說中寫盡人間的悲歡離合、恩怨情仇。他在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時說過:“我的婚姻不理想,我離了好多次婚。”在紙上“笑傲江湖”的背后,他的婚姻曾兩次破裂,心愛的兒子在美國自殺,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。
              杜冶芬:雙木成林的幸福生活
              金庸與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愛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,那時他在《東南日報》工作,因主編幽默專欄而與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認識。金庸在一個星期天下午登門拜訪,邂逅了17歲的杜家小姐杜冶芬。第二天,他再度登門,送去幾張戲票,盛情邀請杜家一起去眾安橋的東南日報社樓上觀賞郭沫若編劇的《孔雀膽》。之后杜冶秋和父親回上海去了,金庸卻成了杜家常客,與情竇初開的杜小姐雙雙墜入愛河。
              1948年3月,《大公報》派金庸到香港工作,杜冶芬隨他去了香港,當年10月他們在上海舉辦了婚禮,許君遠是證婚人。金庸曾以“林歡”的筆名寫影評、編劇本,這個筆名的來歷,他本人沒有作過任何說明,杜冶秋說,“林”是因為他們夫婦兩人的姓氏“查”和“杜”中都有一個“木”字,雙“木”成“林”,而“歡”是他們當時男歡女愛、生活幸福的寫照。杜冶芬在香港的幾年,金庸忙于工作,沒時間陪她,她一個人在家寂寞無聊,生活過得不愉快。最后她獨自回了內地,兩人辦理了離婚手續。
              金庸在《大公報》的其他同事說:“杜冶芬是杭州人,不懂粵語,在香港感到生活苦悶,加上當時查良鏞收入不多,她在吃不了苦的情況下,離開查良鏞。”金庸74歲時回憶這段不愉快的婚姻,依然眼含淚光地說:“是她背叛了我。”
              朱玫:《明報》初創,共患難
             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(又名璐茜),新聞記者出身,美麗能干,懂英語,比他年輕十一歲。兩人相戀時,金庸還在《大公報》。1956年5月1日,他們在香港美麗華酒店舉行婚禮,《長城畫報》刊登了他們的結婚消息。
              他們在半山纜車徑(現在的堅尼道)2號租房居住,大兒子查傳俠出生之后,金庸創辦《明報》,篳路藍縷,備嘗艱辛,朱玫與他患難與共,成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記者,夜半渡口留下了他們夫妻的身影,還有一杯咖啡兩個人分享等故事。那時他們已有二男二女,朱玫除了照顧孩子,每天還要給他送飯。1976年1月《明報月刊》十周年,明報王國頗具規模,他們的婚姻卻出現了裂痕,最終走向離婚。
              朱玫很能干,對工作很認真,甚至有點固執,兩人時常因為工作大吵,或許傷了查的自尊心,于是出現了婚外情。據聞,金庸與這位女侍應感情發展一日千里,其后更在跑馬地共筑“愛巢”。后來,朱玫發現了這個秘密,兩人離婚。1998年11月8日,朱玫因肺癆菌擴散病故于香港灣仔律敦治醫院,享年63歲。多年后,金庸說,如果可以補救的話,他希望可以對親人好一些,對朋友好一些。在接受采訪時,他臉帶愧色地說:“我對不起朱玫……”
              阿May:失意邂逅的女侍應
              能與億萬富豪金庸白頭偕老的女子叫林樂怡(洋名叫阿May),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現任妻子。她認識金庸時才十六歲,比金庸小二十多歲。他們倆是在扎角麗池一間酒店里擦出愛的火花的。林姑娘那時是那家酒店的侍應。那天,金庸剛與第二任妻子吵過一架,正失意至極,就到那家酒店悶坐。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。林姑娘想請失意的男人吃碗面,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。一見鐘情,二人四目,相投不分。這就對不起朱玫了,再離婚,再結婚,并送小嬌妻到澳洲留學。
              她芳名林樂怡,長得很清秀高雅,但亦相當害羞,很怕見報,跟孩子們相處倒是很融洽的。金庸說:“我現在這個太太不是他們的母親,但大家相處得很好。”在《明報》女編輯歐陽碧眼中,阿May跟兩個女兒年齡接近,雖是繼母,卻不像是母女,倒像是姐妹。她們又說又笑,有時聲音太大,反要丈夫喝止。
              據歐陽碧的推算,兩人的年齡應該相差三十二到三十四歲。被問及金庸和現任太太林樂怡“怎樣維系良好的夫妻關系”,他坦言:“也沒什么。平時她什么都很遷就我,到她發脾氣時,我便忍住不回嘴。跟她的關系不算特別成功,又不算很失敗,和普通夫妻一樣啦。”
              暗戀:為大明星夏夢做編劇
              相遇夏夢,還是在金庸的第二次婚姻之前,金庸三十出頭,光彩照人的夏夢讓金庸心動不已。為了能常常見到夏夢,他去了夏夢所在的長城影視公司做編劇。金庸到了長城影片公司之后,取筆名“林歡”,為博得夏夢的歡心,他在工作上極其賣力。短短3年就先后創作了《絕代佳人》、《蘭花花》等電影劇本,可謂是多產編劇了。
              然而,金庸對夏夢的愛注定只能是柏拉圖式的,因為此時夏夢已名花有主,早已嫁作商人婦,盡管她非常敬重金庸的才華和人品,也明白他對自己的心意,可是她深愛著自己的丈夫,只能把他視作知己,所以,金庸的這段個人苦戀注定沒有結果。但他特別珍惜這短暫而美麗的愛,他在一篇散文中寫道:“其實跟一個人交往,感覺很深刻。也不一定要天長地久,雖說愛情重恩義,但閃電式的愛情也有很驚心動魄的,二三天也可抵二十年。”
              不久,他黯然神傷地離開了長城公司,并懷著失戀的痛苦完成了武俠名著《神雕俠侶》。細心的讀者發現:《神雕俠侶》中“小龍女”的一顰一笑,似乎跟夏夢很相似。其實,金庸在“小龍女”身上寄托了自己對理想愛情的渴望和期待:夢中的“她”應該是那種蘭心慧質而又能琴瑟和鳴的女子。可是,理想的佳人又在何方呢?金庸不禁嘆道:“念枉求美眷,良緣安在?”1959年,金庸黯然離開長城創辦《明報》,在他的許多作品中,女主角都有夏夢的影子,而這種“恨不相逢未嫁時”的苦楚,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金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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